《純真博物館》：被遺忘的旅行
- yuchiah
- Sep 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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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黃又嘉
15年冬，最後一個學生時期的寒假，我降落在伊斯坦堡亞洲區的機場，搭上前往塔克辛廣場的夜間巴士。這座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屹立千年的古城，在夜間燈火點綴下散發她古老與未知的魅力。誰知夜間擁塞的交通僅是這座貿易大城日間擾嚷的前奏，離於朋友約定的時間已過，巴士仍在跨海大橋上停停走走，我心中塞滿著期待與焦慮。這是場為我碩士論文預備的田野，這趟旅程有個明確的目標──一座不起眼的私人蒐藏「純真博物館」。
一所蒐藏「純真」的博物館？弔詭的是，「純真博物館」不僅是一所實在的博物館，更是作家奧罕．帕慕克在獲得桂冠之後出版的一部同名小說《純真博物館》。「我並不是寫了一部小說，待她成名後想到來建一座博物館，」帕慕克說，「…（對我而言）小說與博物館的想法是同時生成的。」
「純真博物館」像是道謎，令我著迷不已。那天上午，朋友造訪著名的藍色清真寺同時，我則像是個尋道者，揹著那本小說《純真博物館》，推開一個個在電車站沿街叫賣的商人，前往位於伊城古玩區Çukurcuma的「純真博物館」。有別於大道的擾攘，她矗立在伊城不平坦的小道上，棕紅色的六層樓建築在陽光下像是蒙了灰塵。
（「純真博物館」外觀，攝於2015年）
小說《純真博物館》像是土耳其版的《安娜卡列尼娜》，由主角凱末爾第一人稱出發，絮絮叨叨地描繪一段婚約之外未竟愛情的始末，書中，博物館曾是凱末爾情人芙頌的住所。芙頌是凱末爾貧窮的遠房親戚，兩人的熱戀在賠上了凱末爾中產階級的生活之餘，也沒有白頭偕老的結局。「純真博物館」是凱末爾在書末為情人所建的紀念碑，以追憶那些快樂的日子。書末還附上一張博物館門票，供讀者在有幸造訪伊斯坦堡之際，接受邀請見證凱末爾的愛情（註一）。
（既是小說也是博物館的《純真博物館》）
虛構成為真實
這種以創作進入人們生活的例子，《純真博物館》不是首例。福爾摩斯迷仍造訪的貝克街22號，星際大戰粉絲每年的大會師，倫敦王十字車站的9又四分之三月台，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商人看到的是文化商機，但我更愛說，故事賦予人與世界更豐富的意義，透過藝術家與文學家的創作心靈，拓展我們的「真實」世界。「有說小說家是時間的策展人，博物館是物件的策展者，」在一段與英國衛報的訪談中，帕慕克如此道出小說家與讀者之間的共謀：「小說是虛構的，但同時小說家又盡其可能地說服讀者故事的真實性。」（註二）
我不想在這裡探討虛構與真實，而更想理解的是，人們對於事物的記憶是如何被塑造，事物的意義又如何被故事竄改與擴增。如那則衛報訪問所提，小說是賦予時刻意義的載具，博物館是賦予物件意義的場所，物件的展示、空間與展櫃的規劃都在侍奉一宗凌駕於物件以上的敘事。這也是「純真博物館」的曖昧身分如此有魅力的原因：她不只是間博物館，也不只是本小說；兩者可被分開欣賞，或並置而開創更多討論空間。小說共有83個章節，博物館裡也有83個展櫃，每個展櫃對應小說章節，以當代藝術的詞彙──懸掛、大數、攝影、地圖、日常生活物件，賦予小說段落新的視覺意義。對主角凱末爾來說，這座記憶的殿堂充滿與他情人芙頌有關的物件：衣服、菸蒂、汽水罐、玩具卡等等，件件富有感官性，這些私密的物件又在他不可得的愛情下，創造出一種鬼魅的感覺──它們共同記憶一個不存在（了）的魅影。
《純真博物館》故事定位在二十世紀中後的伊斯坦堡，作者帕慕克費時十五年，在寫作前後同時也作為古物蒐藏家，一面在古物店挖寶，一面構思這些骨董對於小說人物的意義。購來的珍珠耳環、照片或手錶，在嵌入故事脈絡的同時獲得了新的身分。在情人逝世後，這些物件成為小說主角凱末爾寄情的對象；在作者帕慕克的時空裡，它們則是伊斯坦堡人二十世紀末日常生活的戳記。兩個時空在這座既虛亦真的「純真博物館」裡緊密相融，博物館──或說一座記憶殿堂──對時間流逝的控訴嶄露無遺。這些古董物件見證一樁愛情故事的同時，也無聲記載了二十世紀末伊斯坦堡在快速現代化下流失的生活記憶。對小說的閱讀者或博物館的參觀者，這兩者都同樣真實。
（「第54章：時間」）
（「第73章：芙頌的駕照」）
（「第68章：4,213個菸蒂」）
純真的記憶？清白的記憶？
二十幾歲的研究生有種執著，畢竟在一個身分未訂的時期，彷彿一個論文題目，就會道出甚麼關於這個學生的底蘊。在那樣的心情下，我計畫這趟到伊斯坦堡的旅行，「純真博物館」對那時的我來說，是個象徵研究身分的紀念物。在她面前，我當然經歷著那種「接近重要人士」的悸動。但同時我感到無力：旅程的有限，相機快門的速度，拍攝的各種角度，都不足以紀錄整座博物館向我傾倒的龐大記憶；同時，當下年輕的生命處境，既無法消化過度龐大的博物館論述，也倦於乾澀不變的後現代學調總是輪轉在西方霸權與反霸權的迴圈裡。無可否認「純真博物館」是一個好題目，我在台灣與荷蘭都得到教授與同學的支持，但我就怎麼也無法把她納入當下的生命情境裡，好像把一個過大的盒子硬塞入窄小的抽屜，怎麼調都不合宜。於是，在帶回幾張記憶卡和明信片的旅程後，我決定把這個題目放下了。
如沃弗所說，記憶是塑成我們今日身分的重要元素之一，不論是遺忘，忘卻了又再拾起，或是奮力記得，我們的身分總不斷地在選擇記得與忘卻之間變化（註三）。凱末爾公開在「純真博物館」展示他羞恥的愛情記憶，並把它化做一種快樂，是他扭轉一場不淪之戀的方式。《純真博物館》又可作為揚名文壇的帕慕克重塑土耳其常民文化自尊的文化手段，他將大家常見的古董小物嵌入文學敘事裡，賦予大時代小人物一個被看見的機會。羞恥或自卑的過去，可以藉由敘事和認同，成為現實並賦予當代人勇氣。
（第25章：等待的痛苦）
但這種現實經過再造，反映的還會是過往的「純真」嗎？芙頌與凱末爾不顧一切對於愛情的追求，和西化以前的土耳其文化，是所謂的「清白無暇」嗎？「Innocence」從土耳其文或英文翻來都可作純真、無辜或清白的意思，它們代表某種美好的過去，是今日人所失去且嚮往的。但記憶本身常常污穢不堪、錯誤百出，依賴記憶要還原純真本身，本就充滿了再造與詮釋的空間。更有甚者，物件在博物館裡的展示，還原的也並非真實，在「純真博物館」的例子中，還可以說是利用物件來「竄改」真相。
對我來說，純真或是清白的結辯也許是次要，重要的是人們選擇留存的記憶對於我們當下的處境有何幫助，是帶領我們走向和好幸福，還是分裂苦毒。帕慕克讓他的主角在展示愛情的過程中得到了驕傲與快樂，我則是選擇在離開伊斯坦堡後，把那趟旅程的記憶和研究者的身分，藏入一個標記為遺忘的抽屜裡。
誰知幾年後在一個朋友的鼓舞下，又把這個題目翻了出來。事隔多年，我的心情輕鬆許多，我發現我今日喜愛的，當下經歷勝過長久收藏；感動人的故事勝於雄辯滔滔的道理；三千字的散文，比流水三萬的論文更自由。沒有這五年的遺忘──放下一個執著的論文題目、脫離藝術史研究者的身分與期待，新的角色、想法與觀點也可能無法置入。
我彷彿又記得，那天下午當我離開了「純真博物館」，沿著通往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人行道向海邊走，我感到一種獨自旅行的自由，廣大的世界，精彩過一個小小的論文題目。路過一間不起眼的小吃店，我隨意坐下，與老闆比劃了一番，吃了一兩盤我不記得味道也從不知道名字的東西。一隻黃色貓咪瞥了我一眼，消失在巷弄裡。街旁到處都是殘有茶漬的鬱金香形狀小玻璃杯。茶館裡都是男人。那是我記得的伊斯坦堡，新的事件隨處發生。我選擇走向我的年代，擁有我的記憶，把凱末爾與他的純真，留給那棟美麗的紅色公寓。
（離開「純真博物館」之後的街景）
（從藍色清真寺眺望伊城）
參考資料
註一：Orhan Pamuk, The Museum of Innocence: A Novel (2009) 和Orhan Pamuk, Orhan Pamuk: The Innocence of Objects (2012)
註三：沃弗《記憶的力量：在錯誤的世界，邁向盼望》，193頁，校園出版（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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